news发布日期: 2026-09-11·撰写: MyApp Analyze·AI 编辑

饶家驹雕像赠送仪式在法国桑特举行：一座铜像背后的上海记忆

上海难民后代向法国桑特市赠送饶家驹铜像，纪念这位在淞沪会战期间设立南市安全区、保护30万中国难民的人道主义者，中法人文交流再添新注脚。

一座高2米、重200公斤的铜像，从上海出发，落座于法国西南小城桑特的公园里。它纪念的不是将军，也不是政要，而是一位在1937年冬天用一纸协议为30万中国平民换来生路的法国神父。当“安全区”这个词今天仍在世界各地的冲突新闻中反复出现时，回望饶家驹的故事，就不仅是怀旧，更是对一种被写入国际法的中国经验的重新确认。

法国桑特市举行的饶家驹纪念铜像赠送仪式现场

核心内容

赠送仪式的时间与地点：2026年9月10日，纪念铜像赠送仪式在饶家驹故居前的法国桑特市公园举行。活动由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发起，并与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桑特市政府联合举办，桑特市长德拉普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徐波等出席，来自桑特市、新阿基坦大区及法国西南地区的社会各界友好人士150多人到场。
铜像的赠予方与象征意义：铜像由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代表30万上海难民后代赠送，赠予对象是饶家驹家乡桑特市的市民。选择在饶家驹逝世80周年之际完成这次跨洲赠予，使纪念活动同时具有追思与致谢的双重意味。
饶家驹其人：饶家驹1878年生于法国滨海夏朗德省桑特市，1913年以耶稣会士身份前往上海。他在上海生活了近三十年，身份是传教士，实际扮演的却是社会救助者与调停者的角色。
南市安全区的建立：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期间，饶家驹说服交战双方，在方浜路与民国路之间设立南市难民安全区。该区域以他的名字被称作“饶家驹安全区”，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累计保护了约30万中国难民。
安全区模式的国际法遗产：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曾撰文指出，由饶家驹首创的这一安全区模式，直接推动了战后《日内瓦公约》的修订，并促成战时平民保护相关条款的加入。这意味着上海的经验并非地方性事件，而是现代国际人道法的一条源头。
战后的人道主义轨迹：1940年回到法国后，饶家驹继续从事难民救济；“二战”结束后，他还前往德国柏林救济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苏智良称其为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中法友好的象征以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

纪念活动的现实指向：徐波在仪式上表示，向桑特市民赠送纪念雕像，既是表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至暗时刻的救命恩人，也希望通过讲述饶家驹的故事传播大爱无疆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中法两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新贡献。

深度分析

这则新闻表面上是文化外交的一次常规动作，实质上触及了中法关系中被长期低估的一条民间脉络。饶家驹不是外交官，他的行动发生在国家能力崩溃、国际组织缺位的战争缝隙里，靠的是个人信誉与谈判能力。正因如此，他的故事比许多官方叙事更能说明中法之间曾存在过怎样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从国际法史的角度看，“饶家驹安全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恰逢全球平民保护机制再度承压。近年来多地冲突中，平民聚居区反复成为战场，安全区、人道走廊等概念不断被援引又不断被突破。在这种背景下，把1937年上海南市的实践放回国际人道法的谱系中，不只是给历史补一笔，更是在提醒：平民保护条款的诞生地，有一部分就在中国的城市里。

从城市记忆的角度看，30万难民后代作为赠予主体这一安排颇具分量。它把纪念从“官方致意”转化为“民间还愿”，也让上海的抗战记忆与法国西南部的小城记忆形成了直接对接。这种以个人史、家族史为载体的跨国连接，往往比宏观叙事更耐久，也更容易在两国公众之间形成情感共鸣。

对中法人文交流而言，这次仪式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范式：以具体人物为锚点，以地方城市为舞台，以民间协会为纽带。相比大型国事活动，这类纪念的成本更低、持续性更强，也更容易在欧洲地方社会扎根。未来若能在桑特与上海之间建立常态化的青少年交流、学术研讨或纪念活动机制，其影响可能远超一次赠像本身。

当然，纪念也需要避免过度符号化。饶家驹的意义不在于他被塑造成某种完美形象，而在于他的选择说明：在极端对立的时刻，仍有人愿意跨越阵营去做一件具体的好事。把这一点讲清楚，比任何宏大表述都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