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蔡昉解读：扩大消费需求，政策如何发力？

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有效扩大消费需求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在2026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以“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思考”为主题发表演讲，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见解。他认为，扩大消费不能仅靠短期刺激，而需要财政、货币、产业、收入分配和社会政策的系统性合力。本文基于其演讲内容，为你梳理核心观点与深层分析。

核心内容

• 短期逆周期调节的局限：蔡昉指出，历史上当出口受冲击时，常通过刺激国内投资来对冲，但消费需求相对稳定，难以在短期内大幅提升来填补缺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措施虽有效，但本质上仍是周期性政策，无法解决长期问题。

• 居民消费率的长期稳定：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剧烈，但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长期稳定。这一指标与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度正相关，说明收入分配政策是决定长期消费率的关键。

• 2035年目标下的消费率赶超：按照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中国人均GDP需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约22000美元，跨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率约40%，而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消费率高于我们十几个到二十个百分点，因此消费率需要相应提升。

• “未富先老”的特殊挑战：中国在同等收入水平下老龄化程度更高，在同等发展水平下消费率更低，双重压力叠加，常规政策难以破局。这要求政策设计必须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

•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青年和大龄劳动者就业率低于平均水平，人工智能时代加剧了青年技能贬值和老年人数智鸿沟。蔡昉强调，必须用“升级版”的积极就业政策来应对“强化版”的结构性矛盾。

• 农民工市民化的消费潜力：农民工因没有城市户口，难以均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消费意愿和能力受抑制。研究显示，给农民工落户并给予均等公共服务，其消费水平可提高30%，带来上万亿元的消费增量。

• “现收现付悖论”的抑制机制：当前劳动年龄人口面临缴纳养老保险、供养老人和预期抚养比提高的三重压力，导致“有收入但不敢花”。破解之道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化。

政策建议的四条路径：一是用人工智能“增强”劳动力而非替代；二是加大再分配力度，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三是发展照护经济，释放就业和GDP；四是投资于人，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更好结合。

深层分析

蔡昉的演讲揭示了一个核心逻辑：中国消费率偏低并非短期现象，而是长期结构性问题，根植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等深层因素。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时，消费率通常会回升，这是消费升级的内在规律。中国正处于这一跨越的关键期，但“未富先老”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复制他国路径。

当前，人工智能的冲击正在重塑就业市场，青年和大龄劳动者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这直接抑制了消费能力。蔡昉提出的“投资于人”理念，强调教育体系从“一纸定终身”转向终身学习，培养与人工智能互补的能力，这不仅是应对就业冲击的策略，更是提升长期消费率的根本。

此外，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经济账。通过户籍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同时拉动消费率提升。而“现收现付悖论”则凸显了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紧迫性，只有降低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才能让消费意愿转化为实际消费。

展望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从“逆周期调节”转向“制度性改革”，将短期工具与长期制度建设相结合。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治理能力的考验。蔡昉的演讲为政策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但落地执行仍需跨部门协同和社会共识。

常见问题解答

问：什么是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它比消费贡献率更重要？
答：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反映经济中消费的相对规模。它比消费贡献率更稳定，且与收入分配结构紧密相关，是衡量长期消费潜力的关键指标。蔡昉认为，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综合政策，而非短期刺激。

问：为什么说“未富先老”是中国的特殊挑战？
答：中国在人均收入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已接近发达国家，导致“未富先老”。这使消费率提升面临更大压力，因为老年人口增加会降低消费倾向，同时增加社会保障负担。

问：农民工落户如何促进消费？
答：农民工落户后能均等享受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强消费信心。研究显示，落户可使农民工消费水平提高30%，带来万亿级消费增量，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参考 URL: https://www.163.com/money/article/L4SBHOP800259S57.html